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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史论文范文

经济史论文

经济史论文范文第1篇

《汉书·西域传》记载:“鄯善国,本名楼兰,王治扞泥城,去阳关千六百里,去长安六千一百里。户千五百七十,口万四千一百,胜兵二千九百十二人。辅国侯、却胡侯、鄯善都尉、击车师都尉、左右且渠、击车师君各一人,译长二人。西北去都护治所千七百八十五里,至墨山国千三百六十五里,西北至车师千八百九十里。地沙卤,少田,寄田仰谷旁国。国出玉,多葭苇、柽柳、胡桐、白草。民随率牧逐水草,有驴马,多橐它。能作兵,与婼羌同”。这是传统史籍对鄯善国总体经济状况的大致描述。其中的细节只能用佉卢文简牍提供的信息来补充。佉卢文文献中有很多关于土地耕作与农业生产方面的内容,兹略举数例于下:1.Kh.72是一份灌溉小麦次数的统计账目。绿洲农业赖以存在的基础就是河流灌溉,是否得到良好灌溉对于耕地上农作物产量的高低具有决定性的作用。由于塔里木河流域的河水流量是有限的,所以在鄯善国进行灌溉一般是有计划进行的。2.Kh.83中有这样的内容:“至于汝有关马之命令,詹贝耶(Campeya)随后将马带去。汝已吩咐将其移交此地,万万勿忘办理。橐驼之租金为八掌长之布匹,余已交欢吉(Namtasrrma)送去。该布匹系白色。至于农耕、大麦、小麦和ad’imi之事,请汝等精心关照。汝之黎弗罗摩(Lyivrasma)也须精心关照。余等奉上礼品一件。沙毗那(Sarpinae)之礼品系……羊一头。无论彼等在农耕地播种多少谷物,汝都应该让黎弗罗摩记账。”3.Kh.292是一份国王谕令,其中有这样的内容:“必须给那些难民以田地和房舍……和种子务必发给那些难民(palayanaga或palayamne),以便彼等能耕种更多的更多土地”。佉卢文简牍提到的难民是鄯善国社会中的一个身份特殊的社会群体。贝罗和印度学者阿格华尔(R.C.Agrawala)都认为这个词指的是英语中的“fugitive”。他们的具体身份不详,可能是被流放或充军而又逃跑的人。看来鄯善国政府对农业很重视,连难民的耕作问题都相当关心。这可能和当地缺乏劳动力的状况有关。4.Kh.655中的僧人和其儿子将一块播种量为1米里马(milima)5希(khi)的土地卖给了另一个僧人。他们在官方的主持下签订了买卖契约。值得注意的是,所买地产中有一所葡萄园。希和米里马是鄯善国的计量单位,1米里马等于20希。文书中经常出现的价值单位是穆立(muli)。1穆立相当于1米里马谷物之价值。由上可以看出,鄯善国种植的农作物有大麦、小麦、葡萄等。政府对农业的管理也相当重视,谷物的播种和灌溉的次数都要登记造册。鄯善国还设有司谷(Koyimam)、谷吏(Tsamgina)等专门负责粮食的播种与收获。王国还设有司账(Maravara)负责有关账目的管理,从而形成由王廷到地方的一套完整而严密的粮食管理体系。Kh.655显示鄯善国的耕地是以种子播种量的多少来计算的,而不是用面积计算。由此可以推测,鄯善国各类耕地单位面积的产量应该是比较稳定的。

二、佉卢文简牍所见鄯善国之畜牧业

鄯善国的畜牧业也得到了一定的发展,这在佉卢文简牍中也有所体现,其中频繁地提到牲畜。例如:1.Kh.4称:“威德宏大、伟大之国王陛下敕谕,致御牧(kori)卢达罗耶(Rutraya)谕令如下:本廷曾向汝颁发一道谕令,内具详情,命汝将十头橐驼送至且末。倘若橐驼尚未送出,汝务必速将这批橐驼交予黎贝耶(Lyipeya)送至且末”。2.Kh.39载:“威德宏大、伟大之国王陛下敕谕,致州长勤军(Samasena)和布伽(Pugo)谕令如下:今有黎贝耶(Lyipeya)上奏本廷,彼之女奴支弥伽(Cimika’e)擅自将女儿送与迦波格耶(Kapgeya)诸奴仆做养女。该养女由彼等抚养成人,抚养费用亦未支付。当汝接到此楔形泥封木牍时,务必亲自对此事详细审理。若其女奴确实擅自作主,给迦波格耶一养女而未付抚养费用,黎贝耶理应向迦波格耶诸奴仆索取三岁之牝骡一匹或三岁之牝马一匹,而养女则完全为彼等所有。”3.Kh.157提到“当这些人到汝处时,要在泉边将祭牛一头奉献给贤善天神。据贵人昆格耶(Kungeya)说:‘余曾得一梦,梦见天神未接受该泉边之祭牛。’贵人昆格耶还说,在尼壤之乌宾陀之牛栏中有一头两岁之牛。”4.上引Kh.83文书中还提到了作为礼物的羊。这些简牍告诉我们,鄯善国的牲畜种类有骆驼、骡马、羊、牛等,设有御牧等职官对畜牧业加以管理。《汉书·西域传》说鄯善国“民随率牧逐水草,有驴马,多橐它”。佉卢文简牍的内容可与之相互引证。从文书的内容来看,驴马和橐驼不但是交通工具,也是重要的交易物品。这些牲畜常常充当货币的角色。Kh.157所见之牛还是重要祭品。

三、佉卢文简牍所见鄯善国之手工业

佉卢文简牍则提供了不少鄯善国手工业方面的信息。冶铁业方面,Kh.107称:“汝曾从余等之庄园派一人来此干活。现彼等正让其在此干活。但是又传闻,诸差役又派其到彼处……干铁匠活”。葡萄酒酿造业比较发达,Kh.637提到potgonena酒。这种酒就是葡萄酒。据考,汉时“蒲桃(葡萄)”二字的发音直接源于希腊文“Botrytis”。汉学家劳费尔在《中国伊朗篇》里认为葡萄一词是波斯语“Budawa”的对音。Potgonena的发音与这两个词的前半语发音基本是相近的,没多大差别。上引的Kh.655还提到了葡萄种植园。佉卢文简牍中关于葡萄和酒的内容非常多,证明鄯善国饮酒之风盛行,连僧人也普遍饮酒。葡萄酒酿制业十分发达。鄯善佛僧饮酒习俗在西域的遗风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了吐蕃和敦煌的佛教界。此外,Kh.715还提到了制箭匠,文书记载,身为制箭匠的父子二人出卖土地,得到九岁骆驼一峰作为地价。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鄯善国的丝织业相当发达。如所周知,古代西域本不产丝,《史记》卷123《大宛列传》载:自大宛以西至安息,国虽颇异言,然大同俗,相知言……其地皆无丝漆,不知铸钱器。西域之丝是从中原传过去的。7世纪著名旅行家玄奘西天取经途次于阗,在当地听到一个有关蚕种西传的古老而动人的传说,大意是说于阗原来不知桑蚕,由于嫁于于阗的“东国”公主把桑蚕种子藏在帽子里带到了于阗,并在《大唐西域记》卷12中记下了这一生动的传说故事。从新疆出土的佉卢文简牍看,鄯善国不仅产丝,而且丝绸已成为当地非常流行的物产,丝织物是鄯善国考古出土文物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又以尼雅遗址出土的丝织物为大宗。当时常见的丝绸、丝绢、锦等织物及印染和刺绣等均有发现,品种丰富,应用广泛,而这些丝织品名在敦煌文书等各种文献中也可得到印证。斯坦因在鄯善国西境尼雅古城附近发现许多枯死的古桑树,故知3世纪鄯善国已经种植桑树,鄯善人植桑的目的显然是养蚕。敦煌出土有婆罗米文(Brāhmī)丝卷碎片,为公元1世纪之物,其中一片上写有贵霜婆罗米文,意为“短绸布(pata)46柞(gishti)。1928年,中瑞西北考察团之瑞方成员贝格曼在楼兰地区的一座汉墓中发现一片写有佉卢文的汉锦,经释读,这行佉卢文意思为“印度法师之绸缎(pata)40匹”。在尼雅出土佉卢文文献中,pata一词多有使用,如Kh.3记载:“国王陛下等等……顷据苏祗多向余等报告,彼已买妇女一名,名苏祗沙,买价为四十一匹绸缎(pata)。”类似记载又见于Kh.35:“待自汉地来的商贾抵达时,务必清查绸缎(pata)债。若发生纠纷,朕将于王廷亲自裁决。”Kh.225亦曰:“僧伽钵罗那之奴隶一名走近余家并(?)绸缎(pata)三匹。”最后,Kh.345还提到:“该僧人阿难陀犀那之奴,名菩达瞿沙又从余及鸠瞿钵之屋窃取绸缎(pata)12马身长……共计价100穆立。”鄯善国原本并不产丝,后由中原输入,并在鄯善国扎根、逐步发展,后来竟然成为当地向中原输出的主要物产之一。这一情况的出现,与鄯善国地处丝绸之路交通孔道及中原丝绸的西传息息相关。佉卢文简牍对鄯善国手工业的记载比较贫乏,其中可见的种类有冶铁、酿酒、兵器制造和丝织业等。这不但引证了史书中“能作兵”的记载,也为深入研究这一问题提供了新的线索和材料。

四、佉卢文简牍中的商品买卖和放贷

佉卢文简牍中有大量商品买卖和放贷方面情况的信息,毋庸置疑,文书的内容真实地反映了当时鄯善国内商业经济的繁荣。

(一)买卖契约。

斯坦因所获佉卢文文书中属于契约类的大约有47件。这些文书均属于简牍,有相当严格的矩形双简之形制,其中属于买卖类的契约大约有30件。这些契约既是法律文件,又是经济合同,内容翔实丰富,涉及土地、人口和牲畜等多种商品的买卖,是研究鄯善国经济问题的宝贵史料。例如,1.Kh.589是一份保存得非常完整的买卖奴隶契约。内容如下:“此一关于女孩色迷蹉(Smitsae)之字据,由书吏罗没索蹉(Ramsotsa)妥为保存。兹于伟大国王、上天之子阿没笈伐迦(Amguvaka)陛下在位之11年2月12日,有一妇女,名莱毕没蹉(Lyipim-tsaae)及其子名钵祇多(Pgita)。彼等于饥荒之时愿将名色迷蹉之女孩一名买给书吏罗没索蹉。给价为价值40穆立之一岁骆驼一峰。莱毕没蹉及钵祇多现已收到该骆驼。另又给绵羊四头,作为头(?)价。故现罗没索蹉对女孩色迷蹉有权为所欲为。双方在执政官元老毕特耶(Piteya)及太侯迦罗没蹉(Karamtsa)之面达成协议。证人为司土凯地耶(Cadhiya),督军僧凯(Samca),税监鸠罗吉耶(Kurageya),阿钵吉耶(Apgeya),凯布伽(Capuga),莫伽多(Mogata),蒙吉耶(Mangeya),莱钵多(Lyipta),沙门达马陀罗(Dhamadara)及司税凯托(Cato)。此字据系由余、书吏耽摩色钵(Tamaspa)之子、书吏莫伽多奉诸执政官之命所写。其权限如生命一样长达一百年。督军僧凯断绳。该女孩色迷蹉身长4distis。莱毕没蹉得售价之一半,摩信那的司税支祇托耶(Cigitoya)得一半。”2.Kh.677是一份交换土地的契约:“兹于上天之子大王安归迦(Amgoka)在位之……年7月6日,妇女科瑟那耶(Kosenaya)用以地换地(namanagamuliyena)之方式,向尸伽夷多(Sigayita)购地一块。赠送给科瑟那耶土地一块。全部土地[能播]3米里马jhuthi籽种。该地现已成为妇女科瑟那耶之财产。她在各方面对该地有一切使用权利。该地既不交seni税,也不纳niciri税(harga)……关于科瑟那耶,余等现已提出。其诸子完全不赞成该项计算。[……其]诸子无权占有该地。该科瑟那耶对该地有所有权,可以播种、农耕……作为礼物送人……证人为……苏德罗内耶(Sudarneya)。此字据系由余,皇家司书,僧人……奉……之命根据妇女科瑟那耶之请求所写。其权限为一百年。”3.上引Kh.715也是一份以骆驼买土地的契约。其格式和所列条款与Kh.677基本相同。这三份契约的内容包括立约时间(以国王在位的时间为纪年方式)、立约双方当事人姓名、交易方式、买卖或交换物品性质、价格、双方的权利义务说明、证人姓名、时效声明、和经手书吏等重要信息。鄯善国官员对契约进行当面公证,这说明政府对经济活动相当重视,其监管也很到位。Kh.589甚至还写明了违约处罚和公证人姓名。如此内容详尽的记载是研究鄯善国经济史的第一手资料。Kh.677更是一个历史记载的孤证。它说明在魏晋时期的鄯善国内存在着以地换地的经济现象。在上述的契约中,僧人扮演了证人和书吏的重要角色。上引Kh.655中的僧人还直接买卖土地。佉卢文简牍频繁地提到出家人的各种经济活动。他们蓄养奴隶、置办田产、饲养牲畜,甚至参与妇女买卖,和俗人生活几无差别,乃当时鄯善国佛教戒律尚未形成所致。值得注意的是,佉卢文简牍频繁地提到了鄯善国的奴隶,特别是在契约中有不少买卖奴隶的契约。这些近似实录的记载几乎是现今研究鄯善国奴隶问题的全部史料。塔里木盆地诸国的政治经济情况与鄯善完全类似,它们都处于同一社会发展阶段,所以,魏晋时期鄯善国奴隶制度的研究,并非只是涉及一个国家的问题,而是对天山以南的“城郭诸国”都有普遍的意义。

(二)放贷行为和货币的使用。

佉卢文简牍提到了谷物的借贷。例如,1.Kh.100是一份私人信件,其中有这样的内容:“汝处有余借贷出的谷物……但彼却说,汝处有两笔分期支付之利息,不得再拖延一年”。2.Kh.142是一道国王谕令,其中也提到了这种借贷行为:“黎贝耶(Lyipeya)曾借粮食一弥里码一硒。按惯例借一还二”。从以上的文书内容中,我们可以知道鄯善国内存在以谷物放贷收取利息的经济活动。这种借贷行为的利息与本金相等,而且似乎是以年为时间单位分期收取的。从“年利息100%”这点来看,这种放贷行为也称得上是高利贷了。鄯善国居民在买卖和借贷中通常使用的不是货币而实物。如前文所述,很多买卖和偿付行为都使用骡马和橐驼等牲畜作为等价交换物。它们似乎替代了货币的作用。看来货币的使用在这个绿洲国家并不是很发达。从佉卢文简牍中,我们可以知道鄯善国居民有时也使用希腊钱币金币(Sadera)、德玛克拉(Drakhma)、波斯钱币达尼(Dhane)和印度钱币玛莎(masa)、茹帕巴那(rupya-bhana)。但这种情况不是很常见。鄯善国的货币对后来新疆地区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例如,17世纪南疆所铸的“普尔(pul)”钱应该是肇源于鄯善国的穆立(muli)。

五、佉卢文简牍所反映的鄯善国土地制度

很多佉卢文简牍涉及到鄯善国土地制度,其内容相当复杂。史籍提到鄯善国“地沙卤,少田,寄田仰谷旁国”。可耕地在这个绿洲国家是相当宝贵的。因此,鄯善国形成了有自身特点的土地制度。

(一)国王所有的耕地。

鄯善国最大的土地所有者是国王。他有时会把属于王室的田地赐给属下的贵族和官员。例如:Kh.160是写给州长黎贝耶(Lyipeya)的一封信,其中有如下内容:“莎阇地方的一块田已给州长黎贝耶使用,但未提供水和种子。该田地系天子陛下所赐,为汝私人所有。汝处若有关于水和种子之事的任何亲笔信,或有内具详情之谕令书,应找出送来。若无此类文件,汝得先交纳水和种子费用,才可在此耕种。此外,据诸长者所云,当年沙尔比伽(Sarpinae)在此居住时,由彼提供土地,由莎阇人提供水和种子,合作耕种。汝等可商议依此办理。”可以看出,国王赏赐田地的同时也可能给种子和水,而赐给下属的耕地是可以再收回转赐别人的。鄯善国的自然条件较差,可开发为耕地的荒地很少。王室唯有如此行事才能保证其所直接掌握的田地不会越来越少。

(二)私人的田地。

佉卢文简牍中多次提到私人拥有的地产。例如:1.Kh.37是一道国王谕令:“今有税监黎贝耶(Lyipeya)上奏本廷,关于土地一事,彼等正向诸司土(vasu)呈明左迪(Cedhi)、布罗(Pulpa)和司税(yatma)僧卢韦耶(Samluveya)三人之地界划分。此时……伏伽(Pugo)和黎贝耶业已挖成一条沟界。现在有人已经在叶吠县划分出地域。”2.Kh.187:“……鸠伐耶(Kuvaya)、莫伽多(Mogata)、支莫啰(Cimola)及莱迷没那(Lyimimna)四人有彼祖父和父亲所传之农场一所、葡萄园一所及耕地若干。现彼等已将遗产平均分配,包括衣被等细软。相关问题已经解决……”3.上引的Kh.677是妇女科瑟那耶(Kosenaya)买田的契约。其中规定“该地现已成为妇女科瑟那耶之财产。她在各方面对该地有一切使用权利……该科瑟那耶对该地有所有权,可以播种、农耕……作为礼物送人”。我们从以上这些文书的内容中可以了解到:鄯善国私人所有的耕地是个人私有财产,可以任意转让和买卖,可以世代继承;这些私人地产之间有地界和界沟;私人地界方面的纠纷是由司土等政府官员来解决的。

(三)佃农和雇农。

经济史论文范文第2篇

《EconomyandSociety》,由其遗孀根据他1919—1920年在慕尼黑大学讲授“普通社会经济史概论”的讲稿整理汇编而成,这说明韦伯在1920年之前已经产生了社会经济史的理念。该书于1936年由郑太朴译成中文由商务印书馆出版,2011年由中国法制出版社重版。全书分为四章:第一章为“家计、氏族、村落、及庄园制度———农业状态”;第二章为“资本主义发展开始以前之工业及矿业”;第三章为“前资本主义时代的财货及货币之流通”;第四章为“近代资本主义之起源”。书中重点考察了欧洲资本主义经济诞生的历史,及其产生的独特社会条件。另一位在这一学科领域具有开创作用的学者是俄籍美国学者罗斯托夫采夫(1870—1952)。他于1926年出版了英文本《罗马帝国社会经济史》一书,1930年出版德文本,1932年出版意大利文本,1957年出版英文本第二版,影响广泛。他采用历史学、经济学和社会学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以碑铭、钱币、建筑遗址、器皿、苇纸卷等文物为依据,并利用古代罗马作家著述中的相关内容,阐述了罗马帝国时期意大利及外省的社会经济状况,对罗马帝国兴衰的原因提出了独到的看法。该书由马雍、厉以宁译成中文于1985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罗斯托夫采夫还著有《希腊化世界的社会经济史》、《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等社会经济史的著作。第三位对社会经济史学科领域有重大影响的学者是美国的汤普逊(1869—1942)。他在1929年和1931年接连出版《中世纪经济社会史》、《中世纪晚期欧洲经济社会史》,此二书的主要内容为欧洲中世纪的政治制度与经济发展,特别是后者较多着力于政治与经济的互动关系,重点记述了在欧洲历史有重大影响的事件,如英法百年战争,德国城市同盟,意大利羊毛工业和教廷及其君主国的财经政策,行会、银行、商业、外贸,以及无产阶级的早期斗争。该二书的中译本由商务印书馆于1961年和1992年出版。1929年,法国著名历史学家吕西安·费佛尔和马克·布洛哈合作创办了《经济·社会史年鉴》,这意味着他们开始提倡经济和社会历史的研究。他们的这一提法是针对以往历史研究限于少数帝王将相的历史,只是研究政治、军事、外交的历史,其用意在于扩大历史研究的范围,要把经济史和社会史特别是经济史作为历史研究的主体。法国年鉴学派的这一倡议,日益引起欧洲和日本历史学家的重视,到1930年代出现了一批以社会经济史命名的著作,由此社会经济史学科及其研究开始在欧洲和日本兴起。由中国学者翻译成中文出版的外国学者的相关著作主要有:英国学者亨利·皮朗(1862—1935)的《中世纪欧洲经济社会史———封建社会中的资本主义》(原版1935年,中译本1964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贯串着商业发展→农业和农村阶级变化→城市和市民阶级变化发展→工业产生和发展→国家新经济政策的研究路径。同时,又有日本学者的一些相关著作传入中国。如森谷克乇《中国社会经济史》、猪谷善《美国社会经济史》、崛经夫《英国社会经济史》、加田哲二《德国社会经济史》、伍纯武《法国社会经济史》、山口正太郎《意大利社会经济史》、内田繁隆《日本社会经济史》、小林良正《俄国社会经济史》以及佛尼威尔《缅甸社会经济史》等。统观这一阶段欧日学者这些著作的内容结构,从中可以看出两个特点:一是大多属于经济和社会,或经济+社会的历史,即韦伯所谓的“EconomyandSocie-ty”,其他西方学者所谓的“EconomicandSocialHisto-ry”,是经济史和社会史的机械相加,且大多内容结构不太完善;尤其是日本学者的著作内容更显单薄,大多只有100页左右。二是在称谓上有所不同,或称社会经济史,或称经济社会史。欧洲学者对这两种称谓都有采用,早期的主要称社会经济史,法国年鉴学派之后主要称经济社会史;日本学者则几乎都称为社会经济史。这可能与翻译上的不同习惯有关,或将经济放在前面,或将社会放在前面。这两种称谓虽名称各异,但内涵类同,即均是经济+社会的历史。至今,国外学者的社会经济史研究一直在延续和深入之中,但大多仍属于专题性的研究,通史性和整体性的研究尚属少见,而在研究方法的运用上则显得更为广泛而多样。就他们对中国近代社会经济史的研究而言,其广泛性和多样性显而可见。如美国学者施坚雅《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一书,重点论述了20世纪前60年代中国农村集市、乡镇和中心城市三级市场的发展、变迁和现代化的过程;分析了市场与社会结构、市场与社会习俗、市场与交通、市场与地理状况的内在关系。美国学者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和《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农村发展》二书,在论述小农经济效益低下的原因中,既涉及了生产技术和规模的问题,也涉及了社会因素的问题;美国学者高家龙《中国的大企业》,在分析南洋兄弟烟草公司与英、美烟公司在中国的发展和竞争时,涉及了企业家精神、组织技巧、国际环境等问题;美国学者彭慕兰《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在对比英国产业革命时期与同期中国江南经济发展的差距及原因时,着重论述了技术因素和资源因素;日本学者滨下武志的《近代中国国际契机:朝贡贸易体系与近代亚洲经济圈》,涉及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周边环境、商业网络、传统社会因素等问题。由上可见,社会经济史这一学科在西方国家已经产生、流行一百多年,并取得了许多力作,其中所包含的思维逻辑、内容结构、研究方法无疑是社会经济史学科内涵的重要元素,有待我们去提炼、总结和整合。

二、中国学者的社会经济史研究状况

在中国,就笔者所见,社会经济史这一名称的最早采用是在1936年,比韦伯《社会经济史》采用这一名称晚十四年。是年,王亚南署名王渔邨的《中国社会经济史纲》一书由生活书店出版。王亚南于1928年赴日本留学,阅读了大量马克思著作及欧洲古典经济学,该书以马克思的经济学理论讨论了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据作者自述,自第二编以下大体根据日本学者森谷克乇所著《中国社会经济史》编译而成。继王亚南之后,汪洪法著《中国经济社会概论》一书于1940年由四川曲江新建设出版社出版。该书的主要内容包括国势概说、国人的观念与习性、国人的生活动态与劳动效率、历代货币、交通问题、商业组织、商业清算与度量衡等。汪洪法系民国晚期较为著名的经济学家,1930年前后留学日本,1937年曾出版《国民经济建设概要》一书。傅衣凌是新中国成立前后国内公认的社会经济史专家。他从1940年代开始从事社会经济史研究,1942年出版《福建省农村社会经济参考资料》,此后又相继出版《福建佃农经济史丛考》(1944年)、《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1956年)、《明代江南市民经济初探》(1957年)、《明清农村社会经济》(1961年)、《明清社会经济变迁论》(1989年)。他主要从经济结构、社会组织、经济变动等方面来研究明清社会经济,以经济结构→阶级结构→阶级斗争为研究路径。他还于1960年在厦门大学建立了中国首个“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室”。社会经济史研究虽在新中国成立前后即已出现,也取得了一定成就,但对其学科概念的认识并不清楚,研究所涉内容也主要限于生产关系、商帮、行会、阶级之类。汪洪法著作虽涉及面稍宽一点,但仍显单薄。1980年代以来,社会经济史开始受到重视,认同面逐渐扩大,有日益增多的学者开始从事这一学科的研究。自1990年以来,以社会经济史命名的著作陆续增加。除了傅衣凌这样承前启后的专家继续出版著作之外,一些新学者的著作相继出版。如陆仰渊、方庆秋《民国社会经济史》(1991年),显恩编《清代区域社会经济研究》(1992年),范金民等编《苏州地区社会经济史(明清卷)》(1993年),陈桦《清代区域社会经济研究》(1996年),段本洛主编《苏南近代社会经济史》(1997年),田培栋《明清时代陕西社会经济史》(2000年),张晓辉《民国时期广东社会经济史》(2005年),以及黄正林《陕甘宁边区社会经济史(1937—1945)》(2006年)等。这些著作显示了两个研究状态:一是以区域的明清时期的研究为多。即所涉及的空间范围大多是区域性的,涉及全国性范围的唯有《民国社会经济史》一种;所涉及的时间范围大多是明清时期,明确以近代为界的只有三种。二是在研究内容上,虽然仍以经济状况、生产力、生产关系、国家的经济制度和政策为主体,但有的亦兼及商帮、行会,还有涉及其他方面者,如人口、土地因素,这与此前的国内外已有研究成果相比,显然拥有较大的完整性。在普通经济史研究中,也有不少学者朝着社会经济史的方向迈进。如汪敬虞主编、由人民出版社于2000年出版的《中国近代经济史(1895—1927)》(三册),与以前严中平、吴承明主编的中国近代经济史著作相比,社会经济史的内容已有明显的增加和加强,其中能够体现这一特色的内容主要有:农业经济中租佃关系、雇佣状况、生产力及其改革,政府政策中的税收、财政、公债、工商政策和法规等,这反映了普通经济史学科内容体系向社会经济史扩展的新动向。此外,在专题研究中,具有社会经济史特色的内容和领域已有众多成果,主要集中在经济体制、经济政策和法规;企业制度、企业文化、生产技术;商会、农会、经济协会、同业公会等经济团体;农业、农村、农民的状况及其现代化改造等方面;还有一些论著着力于经济史与社会史的融合,或从经济史的角度考察社会,或从社会史的角度考察经济,等等。

三、国内外学者关于社会

经济史概念和研究体系的讨论迄今为止,国内外社会经济史研究虽然取得了很大成就,但对于社会经济史的学术范畴尚未形成明确的概念,尚处于混沌状态,有关的研究者只是界定了自己的研究内容,或因自己的研究内容超出纯经济的范围,故而称之为社会经济史,因此社会经济史的学科概念和研究方法尚待作进一步深入探讨。随着国内外社会经济史研究的进展,有的学者亦在探讨这一学科的概念含义和研究体系等问题。对此较早进行探讨的是西方学者,如成立于1956年的英国格拉斯哥大学经济社会史系于2001年提出了“什么是经济社会史”的命题,并认为经济社会史有三大特点:一是经济与社会互动的历史,即通过经济活动和社会关系的相互作用来理解历史过程在长时段如何发生变化;二是整体的历史,即经济史与社会史的结合;三是普通人生活的历史,即人民日常生活史,也可以说是由下至上的历史。在中国,有原本从事普通经济史研究和社会史研究的学者,对此提出了个人见解。最早对社会经济史学科含义和研究体系进行设计的是陆仰渊,他在《民国社会经济史·绪论》(中国经济出版社1991年版)中提出:“既要研究生产关系,又要研究生产力,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的发展,反映两者之间适合或不适合,以及两者之间关系,就是社会经济史的全部内容。”所研究的内容,则“必须兼顾重视”影响经济变化的“各种政治的、军事的、文化的因素”以及政府的决策、政策,民族资本与官僚、商人和买办的关系。2001年,著名经济史研究学者吴承明在谈论经济史研究方法时也涉及了社会经济史的学科含义和研究体系问题。他在《经济史:历史观与方法论》(《中国经济史研究》2001年第3期)一文中指出:“目前中国的经济史研究可以说有三大学派,一派偏重从历史本身探讨经济的发展,并重视典章制度的演变。一派重视从经济理论上阐释经济发展过程,乃至计量分析。一派重视社会和文化思想变迁,自成体系。”并明确表示“赞成社会经济史的提法”。吴承明所说的第一学派也可以与第三学派归纳在一起,统称为社会经济史。关于研究方法,他提出,“经济史研究要注意非经济因素”,“经济发展和制度革新必然引起社会结构、社会群体组织和行为的变迁。社会结构的变化也会影响经济发展”。言下之意,经济史研究不仅要考察经济发展的现象,更要考察现象背后的社会制约因素,以及考察经济与政治、文化、社会的互动关系。这一研究方法已不同于普通经济史的研究方法,而应该说是社会经济史的研究方法。除了经济史学家之外,社会史学家也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如行龙《经济史与社会史》(《山西大学学报》2003年第4期)一文即专门探讨了经济史与社会史的关系问题。他指出,经济史与社会史的结合是20世纪以来西方经济史研究的大趋势。经济与社会本不可分离,只有将经济因素置放于社会整体历史的变迁中进行考察,才能使经济史的研究走向全面深入。时隔四年,行龙又在其著作《走向田野与社会》(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版)中谈及这个问题,提出了一个更为全面的研究体系。他指出,各行各业的经济活动“与地理、环境、生态等因素本身就是难舍难分的统一体”;并强调“首先从区域史的角度开展社会经济史研究”,要采用田野调查的方法。此外,中国台湾地区的学者也对社会经济史学科有所采用。例如,刘翠溶《明清时期家族人口与社会经济变迁》(1992年)一书,虽为专题性研究,但视角颇为新颖。徐泓和邱澎生1998年编制的“明清社会经济史专题”课程,虽未成著作,但亦体现了他们对社会经济史构成体系的一种理解,不乏值得借鉴之处。其课程的内容构成包括:人口与耕地、田赋与徭役、政府的经济管制、农业生产力与土地经营制度、资本主义萌芽与传统工商业、市场扩展与商业制度、都市化的发展、人群的分野、家族制度与乡绅社会、民间社会的发展、政府政策与民间社会的互动等。体会和总结上述相关学者对社会经济史研究范畴的阐释,以及众多学者的各种专题研究,笔者觉得社会经济史的研究体系包含六个层面:一是思想观念层面,以能够影响国家经济决策的思想观念为主体,包括经济方针决策者的思想观念、资产阶级等社会群体的集体性经济主张;二是经济决策层面,以政府为主体,包括决策者的经济诉求、经济政策和经济法规制定;三是环境层面,以国外和国内的政治及经济影响为主体,包括国际关系与经济主权、外贸和投资状况,国内的制度变革和时局状况;四是经济活动承载层面,以资产阶级为主体,包括他们的参与国家商政活动、组织状况、经济外交活动以及与政府的互动渠道;五是技术层面,以生产技术和经营管理为主体,包括先进设备和技术的引进及创造、新产品的发明、科技人才的培养和使用;六是经济运行层面,即各部门经济的发展和变迁状态。

四、中国近代社会经济史研究的未来之路

经济史论文范文第3篇

知识经济时代对会计的专业技能、职业道德和综合素质都提出了新的要求,要求其无论在工作的哪一个环节都以知识资本为中心。知识会计的主要职责将是为知识企业提供各类会计信息,促进知识企业获得更大的利益。

(一)知识会计的职业道德。

知识会计在会计工作中应当遵循这样的基本原则:诚信为本,实事求是,严谨务实,立场坚定。会计工作的内容要以反映知识企业的客观经营现状为目的,坚定自己的职业道德,充分采集各类会计信息,确保信息的准确性和真实性,按照《会计法》的相关要求,努力为知识企业提供最具有指导性意义的会计信息。

(二)知识会计的职业素养。

知识会计的职业素养一定要高,需要具备符合经济时代要求的专业知识。知识会计需要掌握的基础知识包括有:较好的语言表达能力、逻辑思维能力、分析和运用数据的能力、计算机基础知识。其需要掌握的专业知识包括有:国内外通行的财务会计知识、管理会计理论、财务管理知识、审计理论,以及国内外现行的与财务会计工作相关的法律法规。

(三)知识会计的综合素质。

现阶段的知识经济发展趋势,要求知识会计最好成为一位各方面知识能力都很强的复合型专业人才。具体来说,知识会计能够综合自己的经验和知识,扩充自己的专业知识,提高自身的会计技能。除了基本的会计职业知识外,还能够懂得一两门外语,会操作现代化计算机系统,尽可能多地使用现代化技术,提高自身的实际工作能力。另外,一位合格的知识会计也应当具有较好的沟通能力和良好的心理素质,承受较大的工作压力,并具备优良的处理和分析信息的能力,并善于在会计工作中发现问题。

二、知识经济时代下会计系统的发展趋势

(一)会计确认理论的革新。

在企业中一个项目是否能被纳入会计信息系统,是由会计确认理论决定的。其主要内容包括:确定项目内容、记录会计要素、把握项目的经济业务对会计要素造成的影响。传统的评价标准是,审核这项项目是否达到定义性、相关性、可靠性、可计量性这四个标准,只要一条不符合就不予以考虑。然而,有些项目对决策者非常重要,如果不纳入这些项目会降低会计信息的有效性。在知识经济时代,这种方式的弊端更加显露出来,我们迫切需要建立全新的确认标准和确认理论,提高会计信息的有效性。

(二)风险会计所引发的会计技术革新。

互联网金融的发展为知识企业带来了许多新的风险,因为网络经营活动具有开放性强、虚拟化强,接入和退出交易市场速度快的特点,知识企业在拓展金融业务时的风险系数就增强了。这一现状对会计的工作提出了新的挑战,知识会计需要在企业介入某个金融交易前就收集信息进行风险评估,必须对企业拥有的知识资产、知识产权所具有的市场价值具备深刻的认识。如此,知识会计在对企业决策层提供报表时就能够呈现更多的有效性强的会计信息,促使企业能够进行正确的选择。总体说来,我们需要根据当前的网络环境,制定出适合企业本身发展的会计管理新模式,以降低企业的业务风险。

(三)会计对象理论的改变。

知识经济时代环境中,经济发展主要依托于知识资产和知识产权所创造的经济利益。要适应这种发展趋势,会计工作应当改变过去单一的信息考察体系,转而把知识资产的有效动态信息也纳入考察范围,将知识产权的变动也视为研究对象。

(四)掌握国际会计准则。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各类企业越来越多的参与到国际经济合作项目中去,因为国际财务报表的差异所导致的交易纷争亟待解决。目前,国的会计准则逐渐向国际准则靠拢,但是存在较多差异,如果国内一些涉外企业依然实行国内会计准则势必会给国际经济合作带来不便。要改变这种现状,就需要知识会计尽快掌握国际会计准则,知识企业广泛提供实行国际会计准则。在达成这一目标的过程中,应循序渐进,先努力完善国内会计准则,再实现两者的良好衔接。这种措施的现实意义在于,让国内的知识会计有更完善的会计准则作为参考,也有利于促进国际经济合作中的会计核算工作顺利展开。

三、结束语

经济史论文范文第4篇

1.1利用企业自有资产作假通常情况下,会计审核都将会按照企业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进行审查,这也是最简单的一种审核方式。在大多数企业发展过程中,为了应付各方面检查的需要,采用各种手段利用银行贷款来增加自身的自由资产以及提升整体利润空间,为其审查制造一个良好的发展空间。不仅如此,为了获得更多的国家支持以及政府优惠将实际利润作假,降低整体收益利润,以便减少税收金额,增加企业自身的负债数额,压缩利润空间,以便获得更多的政府资金支持。

1.2根据实际考察擅自变动自己的负债和利润负债作为企业外借资金的主要形式,对企业未来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但是在现实企业发展过程中,大多数的企业都不会将其自己的负债值进行公开,很多企业为了获得政府资金支持以及应付公众监督审核,将自身空间获得利润大大提升,减少库存数量。即便是上市公司,也很容易将负债值数量进行伪造,从而严重影响整个国民经济建设的发展。

1.3故意压缩或者扩大自己的利润空间利润计算主要包含以下两方面内容:一是指企业具体销售数量与收入成本之间的差额,企业根据检查机构的差异性来断定其自身销售数量以及成本收入的多少;二是将具体记账收入的利润从记入时间开始进行计算,常以收入时间来确定其企业利润,为了减少应交税费,从而人为改变原有的记入时间,对于未提前或是当季的本息利润进行拖延来缩短企业所获得的最终利润,以上两方面都将对信息的真实性产生影响。

1.4产品成本和其他费用之间的界限模糊,影响信息的准确性产品成本主要有广义与狭义之分,通常情况下,会计记账方式主要是参照狭义标准进行,针对产品原材料价格、中间价格以及成品价格等三大部门进行成本计算,但是在此过程中,企业往往会把人员的各种费用、产品进出场费用以及其他费用混淆,各种界限模糊的不确定性,导致了企业会计账本的混乱,同一账本上体现了不同的记账内容,进而导致信息不准确。

2会计信息失真所带来的危害

2.1原始凭证失真会计原始凭证质量的好坏将对整个会计信息的真实性产生极其重要的影响,原始凭证信息的失真主要是指它所记录的原始凭证会计信息与实际经济发展现状不符,或是填写原始凭证的过程中不能按照规范要求进行正确的填写,又或是对其进行造假。从而使原始凭证信息不能真实有效的反映出实际发展现状。原始凭证的失真大多数情况下都是会计人员因为某种利益驱使所致。凭证失真从长远角度来讲极其不利于企业经济建设发展,严重时将影响整个经济建设的发展。

2.2会计报表虚假故意失真是指在企业管理当局的授意下,利用会计规范给予企业的灵活性,有偏向性或诱导性地提供信息,或者违背会计规范制造假账。这是危害最大、后果最严重、也最难以防范和察觉的失真行为。人为地调整报表数字,甚至编报两套报表,一套自用,一套对外提供,导致报表使用者不能了解企业真实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2.3收入、成本、费用、资产失真会计信息的不真实以及不合理性将对国家及企业造成极其重大的经济财产损失,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国家经济资产的大量流失,导致经济政策的执行以及宏观调控等举措不能发挥应有的效用。(2)企业因会计信息的不真实以及不准确,难以对企业发展做出正确的判断,在经济管理上处于被动状态。(3)会计信息虚假程度的扩大,极其严重地影响了会计人员的使命感以及责任感,进一步影响会计人员的职业道德。(4)会计信息长期的不确定性,不真实性,将严重阻碍经济社会的发展及企业的发展进步。

3解决会计信息失真的对策

3.1健全法制,严厉的查处会计信息失真。从某种意义上而言,会计信息的真实性是会计信息发展的基础,所以,会计要想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获得长久的发展,就必须加强对会计信息真实性的管理与监督。主要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1)建立完善的监督管理机制,完善各项法律法规。(2)制定确实可行的处罚机制,针对会计人员虚假做账以及任意篡改信息行为要给予一定的惩处,以便更好的加强管理。(3)针对会计人员中,职业道德素质比较差的人员要加强培训,提高他们的使命感以及责任感,让他们深刻意识到会计信息真实性的重要意义及作用。

3.2提高认识,不断提高法律观念和业务水平。要加强企业领导和财会人员的思想道德教育,不断提高他们的法律观念和业务水平,不断提高法制意识和遵守财经法规的自觉性,从根本上保证成本信息及其他会计信息的真实性。

3.3加快国有企业改革步伐,建立完善现代企业制度。现代企业制度可以对企业的经营管理及财务会计实行监督,具有较高的科学性、先进性和有效性。通过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充分发挥各方面的作用,相互制约,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防止会计信息失真现象的发生。

4结束语

经济史论文范文第5篇

(1)转变观念,确立都市农业新定位。虽然宁波市区农业在市区GDP中所占比重不到2%,更有逐年下降趋势,但衡量都市农业的价值,不能仅凭产值等直接指标,更要看其对城市经济、社会与生态环境产生的间接效益。美国、日本、新加坡等发达国家均将都市农业定位为城市经济、社会和生态的有机组成部分,并将都市农业的发展状况作为城市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评价指标。但根据《宁波市“十二五”现代农业产业发展规划》,我市都市农业目前仍然被定位为“在现有产业基础上,进一步发展精品蔬菜瓜果、高档观赏园艺和生态稻米种植”,在某种程度上只是作为我市城区蔬果花卉等初级消费农产品的提供者,在整个城市经济中扮演着次要角色。因此,在后续我市推进新型都市化与发展城市经济的进程中,要切实转变观念,重新调整都市农业定位,将其视为我市城市产业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将都市农业发展水平作为重要指标纳入我市城市经济发展评价体系中。

(2)优化布局,构筑都市农业新框架。根据《宁波市“十二五”现代农业产业发展规划》,我市都市农业布局仍主要局限于沿绕城高速的市郊环形区域内,城市内部布局基本缺失,因此需要对我市都市农业生产布局和生产分工框架进行优化调整,做到充分利用好每一寸土地资源,充分发挥好中心城市的高端要素集聚优势。一是融合我市新型都市化规划,按照“一圈多点”的思路,更加灵活机动地筹谋规划都市农业生产布局,针对不同情况制定更加适合的用地政策,引入或实施不同的都市农业项目。首先,对于沿绕城高速分布的都市农业圈范围内的较为集中的农地,宜引入资源要素集中、生产经营相对集约化的经济功能较强的都市农业项目。对于此类土地,可探索建立农村耕地有偿使用、有偿退出和跨社置换机制,在符合规划和不改变用地性质的前提下,对农村耕地、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允许采取出让、租赁、作价入股等方式参加都市农业项目开发。其次,对于我市“两带三片双心”等城市组团间分片零散的农地,以及城市组团内部的点状分布土地,如道路沿线空地,河川空地,待开发用地,宜引入小微型、孵化型和生态社会功能较强的都市农业项目。对于此类土地,不论其所有权,不论其土地性质,只要适宜于开发利用的土地,均可考虑放宽政策,引入更加市场化的运作方式来进行都市农业项目开发。二是按照“研发销售在城区、转化生产在周边”的分工思路,统筹谋划都市农业产业分工框架。首先,推进都市农业生产功能区的转型。着力把甬江南岸现代农业综合区、镇海九龙湖、骆驼、澥浦、江北慈城、东钱湖等重点农业生产功能区建设成为以精品型、服务型农业为核心的都市农业产业的重要集聚平台。其次,进一步强化农产品深加工能力,提升农产品加工附加值。将孔浦水产品加工园区、北仑现代农业综合开发区、镇海农业开发区及鄞州区、北仑区、江北的蔺草、茶叶和水果加工基地建设成为以创新型、科技型农产品加工为核心的都市农业与工商业融合的重要平台。再次,提升都市农业创意创新水平。借助我市国家高新区研发园、南、北高教园区、南部商务区等功能区,培育引进涉农创新型、营销型企业和团队,培育打造出我市都市农业创新项目孵化平台和品牌建设平台。

(3)聚集要素,延伸都市农业产业链。针对我市都市农业产业链短,产品附加值低,大力引导农业产业链的延伸,推进都市农业与二、三产业的深度融合,打造资源要素集中、高效配置功能、区域互相联动的都市农业产业链,将以农产品生产加工为主的产业形态转型为以提供服务附加值为主的产业形态,提升都市农业产业层级,打造都市农业品牌,提振都市农业的经济效益。一是要建立都市农业经营性服务平台。建议由政府主导,直接引入社会信誉较高、经营情况较好、资本较为雄厚、技术较为过硬的平台企业。形成集农业信息服务、管理咨询、产品流通、营销推介为一体的现代信息支撑体系,为都市农业产业链的发展打下良好基础。在平台建立后,可将整个我市都市农业圈产业链上的农业生产、农业生产配套服务、农产品加工、流通等产业主体吸纳到平台内集聚发展,同时平台企业和政府相关职能部门共同肩负整个农业生产与流通环节的安全监管,保障最终农产品从田间到餐桌整个过程中的质量安全。二是要培育梯次合理、分工精细、合作有序的都市农业经营主体。首先,鼓励积极探索农村股份合作“庄园农业”发展模式。按照“独立核算、自主经营、自负盈亏、民主管理”的原则,依托村党组织和村委会等农村基层组织,选取产业特色鲜明、集体资产所有权清晰、农民参与积极性高的村集体开展试点工作,引导农户以土地入股开展合作,转变生产方式,将农村股份合作“庄园”做强做大为都市农业的重要市场主体。其次是大力发展农业龙头企业。鼓励和支持工商企业从事农业生产资料供应服务、农产品加工等产前、产中和产后服务,探索建立企业租赁农户承包耕地的准入和监管制度,集中扶持建设和引入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科技创新能力强、资源优势明显、产业增值效益大、自觉履行社会责任并紧密带动农户的都市农业龙头企业,在贷款贴息、技术改造、购置设备、扩大规模等方面加大对都市农业龙头企业的扶持和培育力度,不断提高农业生产的组织化和市场化程度。三是要培育区域都市农业品牌。首先要大力鼓励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相关农业行业组织积极申请、注册和使用农产品证明商标、集体商标和原产地标识。其次要加强有一定知名度的都市农业品牌的二次创意开发。鼓励相关市场主体围绕已有知名都市农业品牌进行多方位的创意挖掘,使品牌以多种形式与不同的产业相融合,最终建立起以品牌为中心的都市农业产业链。最后是要提高都市农业品牌管理水平,充分利用会展、网站、媒体、户外广告等传统宣传平台和微博、微信等社交媒体平台,加强我市都市农业品牌宣传推介。

(4)创意创新,打造都市农业新亮点。我市部分都市农业项目既未充分发掘当地的农业生态、文化,也未开发创意或者创新技术,没有鲜明主题,立意和层次都不高。以我市都市休闲农业产业为例,基本上都是以农事体验、食宿为内容,不同项目之间只是体验内容和食宿服务稍有区别而已,没有专业化的市场差异定位,产品服务雷同,经营模式相同,可持续发展乏力。因此亟需根据区域农业条件,深入挖掘区域农业“三生(生态、生产、生活)资源,并通过创意创新对其加以整合和包装,使其成为都市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核心资本。可考虑采用如下几种创意方式:一是突出农产品本身特性。如我市现有的各个蔬果花卉精品园区,可考虑引进相关新型品种和新型培育技术,构建以各类蔬果花卉为本体的“新、奇、特”农产品种植、观光等项目,有效增加蔬果花卉等农产品的附加值。二是突出农产品的生产加工过程,可考虑对我市年糕制作、蔺草编织等进行发掘和创意,构建特色农产品制作体验等项目。三是发掘农业文化内涵的创意。可以考虑对我市“稻米文化”、“海洋渔业文化”相关的农业传统、农事节日习俗等进行深入挖掘和二次创意,定期举行相关商业庆典和文化艺术活动并发展相关衍生产业。

(5)融合社区,凸显都市农业新功能。都市农业对于推进新型都市化的价值不仅体现在经济效益上,还应体现在社会、生态效益上。社区支持农业(CSA)被世界公认为是一种可以兼顾经济效益、社会生态效益的都市农业成功发展模式,我国上海、北京、杭州等发达城市的CSA发展已趋向成熟,涌现了“小毛驴市民有机农园”等一批成功案例。我市目前的CSA则基本处于空白状态,仅有零星的“农产品配送”、“农产品直销”等一些初级业态,发展空间较大。因此,建议我市大力发展CSA以及其衍生的各种创新都市农业发展模式,推进都市农业与城市社区融合,与市民生活融合,与城市生态融合,打造产品安全有机、产业与消费者互相支持的可持续发展都市农业,凸显都市农业的社会生态效益。一是大力引导发展较大规模的生产型CSA项目,打造有影响力的CAS品牌。鼓励都市农业圈原有的种养殖特色鲜明、基础设施优良的特色农业精品园发展CSA项目。并从土地流转、土地租金,产品营销、设备购置、技术改造等方面进行适当倾斜和补贴。引导优质CSA项目与家庭、社区、食堂进行对接,建立CSA农场农产品进家庭、进社区、进食堂的“三进”的长效机制。提高优质CSA农产品市场占有率,打造CAS品牌知名度,解决CSA产品营销这个最大的难题。二是引导发展贴近市民、贴近社区,小微化、体验型的CSA项目。鼓励公共事业机构、企业和农民个人利用城市组团、片区间隙和周边空间的零散土地,以镶嵌式的“农业绿岛”、“农业花园”等形式发展小微化的CSA项目,提供农事体验、种(养)植等服务。对于该类项目,建议在许可情况下应尽量放宽相关政策准入条件,为其水、电等基础设施改善提供一定的便利,同时建立监督机制,对其在经营中对市容市貌、环境影响等方面进行引导和监管。

二、相关工作建议

(1)加强协同,完善机制。发展都市农业迫切需要建立一个能够协调与都市农业发展相关各部门的机构,建立统筹协调机制,共同制定相关政策,创新制度建设,完善机制,明确职责,形成合力,扎实推进各项工作。在此机制下,农业主管部门认真履行规划指导、政策落实、项目落地、协调服务职能;发展改革部门积极支持规划内重大建设项目的实施;财政部门落实各类农业补贴补助资金;其他相关各部门立足自身职责,加强协同,推进规划实施;区县政府结合实际,明确发展目标,保障工作经费,扎实推进本地区都市农业发展的落实。为推动都市农业整体水平的提升和向高端化发展提供强力支撑。

(2)科学谋划,细化规划。作为都市农业起步较早、发展程度较高的城市,宁波尚未出台一个单独的综合性的都市农业规划,只是在《宁波市农业“十二五”规划》、《宁波市现代农业产业发展“十二五”规划》、《宁波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的若干意见》等文件中散见对都市农业圈规划的描述。建议加强专项规划,从功能、产业、区域等方面对宁波都市农业进行系统规划,充分发挥都市型现代农业的经济、社会和生态功能,使农业的“蓝天碧水”与城市的“宜业宜居”相映生辉。

经济史论文范文第6篇

随着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尤其是大工业的发展,劳动生产力的提高受更多生产要素的影响,市场手段逐步显现并变得更加富有效率了,就应该加以运用和推广。就像列宁说的“乐于吸收外国的好东西:苏维埃政权+普鲁士的铁路秩序+美国的技术和托拉斯组织+美国的国民教育等等等等++=总和=社会主义”[8],即使带有阶级色彩的组织形式和秩序形式都可以为社会主义所用,何况仅仅是生产要素配置手段的市场经济呢?其实,恩格斯也早就指出“只有通过大工业所达到的生产力的极大提高,才有可能把劳动无例外地分配给一切社会成员”[9],这更充分说明运用和发展这一适应并促进大工业发展和生产力提升的市场经济手段,本身就是社会主义题中之意。马列经典理论指导的实践是变化着的实践,和市场经济的取向相伴相生。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未来社会主义的设想真正逐步实现是在前苏联和社会主义中国等其他国家。20世纪初期,列宁最初设想是直接消灭商品经济,用大规模的计划经济来实现社会主义。随着战后重建的经济困难,列宁也认识到只要有社会分工和市场,只要有商品生产,作为经济调节手段的市场机制就少不了。他虽然未把市场经济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但认识到了社会主义和市场本身不是矛盾体,可以相伴相生。他在新经济政策调整中逐步吸收和融入市场经济的部分元素,并取得了很大成就。后期,随着苏联经济的发展,列宁的继任者斯大林也逐渐承认商品经济在社会主义经济中可以生存并发展。等依据中国国情开展社会主义现代化探索时,就曾明确指出“商品生产不能和资本主义混为一谈。商品生产,要看它和什么经济相联系”[10],后期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未能把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很好地结合,错失了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机遇期,教训惨痛。邓小平在总结正反两个方面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形成、发展和推进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在全党上下达成了共识——市场经济不是资本主义所特有,它自身既不姓“资”,也不姓“社”。党的十四大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随后的十四届三中全会上,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初步构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最初框架。直到2003年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的出台,才象征深化市场化改革航程的开启。改革开放30年,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与发展,市场经济改革的总体取向坚持了“市场方向”,通过不断坚持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构建了充满活力、富有效率、更加开放、有利于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变化的事实充分说明了社会主义探索和改革与市场经济的相伴相生。

二、从马列主义经典理论的视阈看当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成就和不足

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与马列主义经典理论的渊源关系看,可以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是对马列主义经典理论的继承和创新,是马列主义经济学说在实践基础上的与时俱进。根据党的十四大报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含义是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11]。这简单的表述反映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三个基本层面:基础层——市场经济是由市场机制(价格、供求、竞争、优胜劣汰)来调节资源和要素配置;核心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般的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相融合的经济体制,鲜明特征是公有制为主体和共同富裕为根本目的;控制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是完全自发、完全自由的单一市场经济,而是在不断动态优化和持续改善的宏观调控下运行的市场经济。这些基本特征不仅不回避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和内在要求,还与马克思主义经典经济学表述的通过价值规律的作用调节商品生产与流通,将生产资料和劳动力有机科学地分配到各个经济部门的原理殊途同归。改革开放以来的35年,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走向成熟的35年,也是我国国民经济蓬勃发展、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由弱变强的35年,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的结合焕发出旺盛的生命力,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一)经济保持快速增长,经济总量连上新台阶,综合国力显著增强根据马列主义经典理论,无产阶级取得国家政权以后,它的最主要最根本的需要就是增加产品数量,大大提高社会生产力,在恢复大工业方面必须尽速取得尽可能扎实的成绩。35年来,我国年均经济增速高达9.8%,高于同期世界经济年均增速7个百分点。国内生产总值由1978年的3645亿元迅速跃升至2013年的568845亿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由1978年的381元到2013年的41528元,成功实现从低收入国家向上中等收入国家的跨越[2]。对于我国这样一个经济发展起点低、人口基数庞大的国家,取得如此突出的进步正是得益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

(二)经济结构深刻变化,经济发展更加协调和可持续“,四化”同步快速推进根据马列主义经典理论,共产主义就是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气化,社会主义要把小农经济基础变成大工业经济基础,只有当国家实现了电气化,为工业、农业和运输业打下了现代大工业的技术基础的时候,我们才能得到最后的胜利[12]。社会主义市场经济35年来,三次产业在竞争中均得到跨越式的发展,农业基础地位持续强化,工业的各项指标快速发展,服务业产值迅速壮大。三次产业增加值在GDP中所占的比例由1978年的28.2∶47.9∶23.9调整为2013年的10∶43.9∶46.1,城镇化水平也由1978年的17.9%上升到2012年的53.73%,上升了35.83个百分点,年均上升1.0个百分点,为我国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与此同时,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增强,需求结构明显改善。2013年,最终消费支出、资本形成总额、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对经济增长贡献率分别为50.0%、54.4%和-4.4%。按照马列经典理论的继承与发展——邓小平同志关于“让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和“两个大局”的战略思想,我国区域发展的协调性明显增强,2012年,中部、西部、东北地区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占全国的比重分别为23.5%、24.1%和11.1%,分别比2000年提高6.0、5.0和2.7个百分点[2]。这些显著的变化,既反映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的调节作用,也说明了政府在持续加强与改善宏观调控。

(三)供给能力大为增强,商品和服务持续充裕,劳动生产率显著提高根据马列主义经典理论,劳动生产率,归根到底是使新社会制度取得胜利的最重要最主要的东西。提高劳动生产率,首先要保证大工业的物质基础,即发展燃料、铁、机器制造业、化学工业的生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快速发展的35年,我国逐步建立了门类齐全、布局合理的产业体系,商品和服务供给能力持续增强,主要工农业产品产量跃升到世界前列。我国的农产品供给不仅解决了13亿人的温饱问题,还为工业化快速推进提供了重要支撑。2012年,粮食产量达到58958万吨,比1978年增长93.5%。在市场经济的推动下,我国的工业化水平明显提高,主要工业产品产量实现了跨越式增长,根据国际通用的标准工业分类,在全部22个大类中,我国在7个大类中名列第一,水泥、汽车、钢铁等220多种工业品产量居世界第一位。2013年大陆企业进入《财富》世界500强达89家(含香港),比2002年增加78家,总数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位。第三产业2012年增加值达到231407亿元[2]。市场经济以无声的数字,述说着巨大的作用也展示了巨大的成就。

(四)基础设施快速发展,对外经济显著飞跃,文化社会事业协调推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正在实现根据马列主义经典理论,社会关系和生产力密切相联。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13]。我们自己创造着我们的历史,其中经济的前提和条件归根到底是决定性的。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要使得苏维埃建设获得成功,就必须使文化和技术教育进一步上升到更高的阶段。改革开放35年来,我国经济发展的支撑条件显著改善,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发展取得质的飞跃,尤其是能源、交通、通信等瓶颈制约不断缓解,逐步建立较为完善的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体系并形成比较优势,这些改变了并持续改变着人们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例如2012年,我国铁路营业里程达到9.8万公里,比1978年增长88.8%,居世界第二位;高铁运营里程达9356公里,居世界第一位,极大地改变了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面貌和人民的生活方式。这期间对外经济大飞跃,实现了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伟大历史转变,人民生活大改善,实现了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并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迈进。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推动下,包括教育就业、社保、医保、养老、文化等各项社会事业的发展都由相对滞后向全面协调转变,正在逐步实现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了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任务,推动经济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发展。根据马列主义经典理论,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还存在以下问题和不足:一是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没有理顺。根据马列主义经典理论“任何民主,和任何政治上层建筑一样,归根到底是为生产服务的”,但据最新统计数据显示,目前各级政府审批项目总数多达上万项。政府那只“看得见的手”伸得过长,市场那只“看不见的手”难以施展,已成为制约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顽瘴痼疾。二是收入分配领域的不公平和差距过大,制约了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我国的基尼系数2012年是0.474,虽然近几年有所回落,但仍然高于国际警戒线。根据马列主义经典理论“分配方式本质上毕竟要取决于有多少产品可供分配,而这应该随着生产和社会组织的进步而改变”,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是生产资料公有制,两极分化严重背离了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也影响了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三是经济发展方式还比较粗放,亟待转型升级。当前,我国经济能源消耗过高,资源效率低下,环境污染严重、生态恶化加速,经济增长过度依赖投资和出口拉动,使得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显得极为迫切。根据马列主义经典理论“一个国家,越是以大工业作为自己发展的基础,这个破坏过程就越迅速”[16]“,化学工业提供了废物利用最显著的例子”[17]等,充分说明,粗放的经济发展方式不可持续,循环经济和绿色经济是发展的未来。四是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不协调,破坏自然的现象时有发生。根据马列主义经典理论“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我们一天天学会更正确地理解自然规律,学会认识我们对自然界习常过程的干预所造成的较近或较远的后果”[6]559-561,我们要正视市场经济的自发性和盲目性,加强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

三、从马列主义经典理论的视阈看当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升级和发展

发轫于马列主义经典理论,并在此基础上继承和创新而来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它的最大最根本的特点和优势在于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优越性同市场经济本身的竞争性、灵活性、效率性糅合起来。根据马克思主义经典经济学的表述,价值规律不仅调节商品生产与流通,分配生产资料和劳动力,还起到优胜劣汰的作用。但以价值规律为主要调节方式的市场经济天然具有自发性、盲目性和滞后性,因此当代,包括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已不是政府只起“守夜人”作用的彻底、完全的自发、自主、自由的市场经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也进一步指出“要紧紧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推动经济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发展”[3],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需要我们继续以马列主义经典理论为指导,与时俱进,不断创新,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完善与发展。

以马列主义经典理论为指导,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根据马列主义经典理论,人类社会的基本规律是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走社会主义道路就要坚持生产资料公有制。同时,根据马克思《法国工人党纲领导言(草案)》关于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和无产阶级政党的斗争目标以及策略原则的表述,要理解生产者只有在占有生产资料之后才能获得自由和无产阶级政党的斗争策略必须从具体的实际出发,在完善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同时,为了使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促进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就要更加完善产权保护,更加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把原则性和灵活性统一起来,既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又要结合我国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丰富和发展马列主义经典理论。以马列主义经典理论为指导,加快完善现代市场体系。根据马列主义经典理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首先是物质生产”,并用唯物辩证法深入分析了生产、分配、消费、交换等社会生产四环节之间的关系,提出了价值规律是商品经济的基本规律。恩格斯在《论历史唯物主义的书信》中深刻阐明了历史合力论,生动地说明了历史发展中个人意志和客观规律的辩证关系。这要求我们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自觉做到尊重价值规律和市场经济的内在规律,完善主要由市场决定价格的体制机制,建立公开透明的市场规则,打破人为藩篱,建立城乡统一的包括建设用地市场在内的其他要素市场,加快形成企业自主经营,消费者自主消费,商品和要素自由流动的现代市场体系。以马列主义经典理论为指导,切实转变政府职能,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根据马列主义经典理论,国家是生产力和社会运动发展的产物,是特定历史阶段的发展现象,政府是维护统治阶级政治秩序和核心利益的组织,具体到社会主义国家,就要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要坚持把维护和实现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要求作为政府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因次,必须切实转变政府职能,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创新行政管理方式,同时健全宏观调控体系,提升科学管理水平,使“看得见的手”“看不见的手”配合更加协调,更加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优势。以马列主义经典理论为指导,促进财税体制改革,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详细分析了国家组织的特征,指出为了维持公共权力,需要公民缴纳费用——捐税,甚至发行公债。恩格斯在《费尔巴哈论》中指出了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推动历史前进的根本动力。他进一步指出生产关系同生产力相冲突的结果是人民群众愈来愈贫困,相对过剩产品愈来愈多,这是阶级斗争的根源。这启示我们要高度重视财政在国家治理中的基础作用和支柱地位,要充分认识财税体制在资源配置中的重要作用和作用方式,进一步完善立法、明确事权、改革税制、建立现代公共财政制度,同时加快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着力促进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推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以马列主义经典理论为指导,推动建立开放型经济新体制。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就强调,资产阶级通过开拓殖民地和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

经济史论文范文第7篇

建立健全企业内部约束机制,加强企业内部控制,对企业财务管理工作具有重要的意义,因此要实现财务管理工作的安全、有效,首先应加强财务管理人员的道德思想,并树立“以人为本”的思想,将企业管理人员的责任与权利有效结合,同时还要采用激烈的和约束机制,充分调动企业管理人员工作的积极性,以实现财务管理目标,保证企业财务活动的能够顺利正常的进行,其次应建立健全约束机制,保证企业财务管理每一个业务都能够按照规定的程序进行,同时还要建立岗位责任制,使每个企业财务管理人员都能明确自己的职责,从而保证财务管理的公平有效,最后应建立健全内部控制制度,使石油企业一切财务管理工作都有章可循,从而达到有效控制财务风险的目的,保证企业发展规划和经营目标的实现。

2财务管理目标多重化

实现股东财务最大化是企业财务管理的目标,企业员工通过劳动获取相应的工资,企业的生存和发展主要依赖于企业员工的创新性活动,而且企业中的劳动人员中不仅要以劳动为主,因此企业财务管理不仅要实现股东财务最大化,还要使员工利益最大化,除此之外还要满足与企业关系密切的集团利益,促使这些集团能够为企业带来更高的回报,因此财务管理目标多重化是必要的。

3企业风险防范与企业财务管理创新

企业风险防范对企业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1)经营风险,石油行业属于资金密集型行业,因此在石油开发过程中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而且油价的波动较大,因此会加剧市场竞争,不利于石油企业的生存和发展。(2)金融风险。在经济全球化以及各种金融工具的影响下,企业可以从金融市场上获得相应的资金,并合理使用金融工具,避免发生金融风险,提高企业资金的使用效率,由此可以看出企业生产和发展与金融市场息息相关,虽然金融市场为企业带来了经济效益,但是会给企业带来一定的金融风险。财务管理人员是石油企业财务管理工作的主体,因此要做好石油企业财务管理工作,就要充分发挥管理人员的主观能动性,,同时还鼓励石油企业财务管理人员进行创新,并积极学习理财创新工具,充分掌握理财的方法和技巧,保证企业能够稳定持续的发展,最重要的是财务管理人员应树立新的观念,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竞争与合作相统一的财务观念。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各企业之间的沟通和协作明显增强,因此石油企业应协调好企业之间的发展与合作,共同实现双方利益。(2)风险理财观念。企业财务管理人员应树立风险理财观念,科学预测环境变化带来的风险,并采取相应的防范措施,最大限度的降低风险带来的损失。(3)信息理财观念。为了企业更好的生存和发展,企业收集的信息应更加的准确和全面,因此石油企业财务管理人员应树立正确的信息理财观念,加强对有效信息的收集能力,从而为财务决策和资金运筹提供重要的依据。(4)知识化理财观念。随着知识经济的不断发展,知识在企业中的作用越来越突出,而且关乎着财务管理的创新,因此石油企业管理人员一定要树立知识化理财观念,提升财务管理的工作能力,完善自身的不足,从而加强企业财务管理工作的有效性。

4总结

经济史论文范文第8篇

1.1经济实力的算法尽管目前并没有形成对经济实力严格的定义,不难看出,学者们至少在这方面达成了一致:城市经济实力是城市竞争力的基础,不仅反映了城市经济发展的水平、规模特征,也反映了城市在吸引控制市场和资源方面的能力[19].结合当前的研究结果,根据城市经济实力的内涵,遵循科学性、合理性、可比性和可操作性等原则,并力求较完善、全面、真实地反映各城市的综合经济实力.本文认为城市经济实力应是发展水平和经济规模的函数.表征城市经济实力难以以单一指标进行全面评估,而综合指标也受困于评估指标和评估权重的选取,分析前人指标体系的构建发现,尽管指标选取数目、内容各异,均量指标反映经济发展水平,总量指标反映经济发展规模,对这些指标进一步分析发现,总量指标与GDP总量有很强的相关性,而均量指标与人均GDP有很强的相关性.因此,本文选取人均GDP和GDP总量两个指标来对城市经济实力进行评价,其公式如下。式中:S表示经济实力;gt表示某一区域GDP总量(亿元);ga表示人均GDP(万元).其中,GDP通过平减指数换算成2003年的不变价格,为检验该评价方法的合理性,将计算结果与《中国城市竞争力评价》[31]进行对比.

1.2数据来源及说明从2004—2013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选取全国地级市及其以上城市GDP总量和人均GDP指标,对部分数据缺失的城市通过查找该城市所在省区当年统计年鉴补齐,还有部分缺失数据通过统计年鉴中其他数据计算间接得来.截至2012年末,除港澳台城市外,我国有289个地级以上城市,2011年巢湖市由于行政区调整成为县级市,中卫、陇南、铜仁、毕节、三沙市成立较晚,拉萨市多年的经济统计数据缺失,因此,本文选取283个地级以上城市作为研究单元.为了便于研究区域经济实力差异,参考黄永斌[32]等人的做法,并做了适当的修改,把全国分为东北地区(辽吉黑三省及内蒙古的赤峰、通辽、呼伦贝尔)37个城市,北部沿海地区(京津冀鲁)30个城市,华东沿海(苏浙沪)25个城市,西北地区(陕甘宁青新)28个城市,西南地区(云贵川渝桂)45个城市,南部沿海地区(闽粤琼)32个城市,中部地区的城市由于数量较多,分成中部偏南地区(湘鄂赣皖)52个城市、中部偏北(晋豫及内蒙古的呼包鄂、鄂尔多斯、巴彦淖尔)共34个城市.

1.3经济实力评价结果根据上述公式计算中国地级以上城市经济实力指数,部分结果见表1.从评价结果来看(表1),该城市经济实力评价结果基本反映中国城市经济实力状况,将其与《中国城市竞争力评价》[31]结果进行对比发现,该评价的城市经济实力排名和指数与城市竞争力排名和指数具有较好的一致性,说明该城市经济实力评价方法比较合理,能够反映中国地级以上城市的经济实力和竞争力状况.

2地级以上城市经济实力时空演化特征

从全国地级以上城市经济实力CRn指数变化情况(图1)可知,2003—2012年,全国城市经济实力的CRn指数呈下降趋势,2008年以前,CRn指数缓慢下降,其后变化加速.说明全国城市经济实力差异在不断缩小,经济实力较强的城市实力比重不断下降,2008年以后这种趋势不断加快,但全国城市整体差异还较大.为了研究全国城市经济实力时空演化特征,选取2003,2008,2012年3个时间断面进行分析。

2.1城市经济实力快速增长,城市之间相对差异逐渐减小从城市经济实力描述性统计结果(表2)来看,3个时间断面上,上海、北京、广州、深圳、苏州经济实力排名虽稍有变化,但一直稳居经济实力前5名之列.固原、定西、临沧、丽江一直在经济实力排名后5位徘徊.2008—2012年,全国城市实力指数均值从974.07增长到2170.53,标准差分别从2650.93增长到4390.59,经济实力前5名的城市和后5名经济实力之比从1082.1下降到449.8.经济实力排名前40的城市在全国城市经济实力中的比重从75.02%下降到74.72%,而排名后40的城市经济实力比重从0.29%增长到0.47%.这说明全国城市经济实力增长较快,并且经济实力较弱的城市实力增长快于实力较强的城市.城市之间的经济相对差异逐渐减小,绝对差异却进一步扩大.城市经济发展中强者恒强,弱者恒弱的态势并未从根本上改变.

2.2城市经济实力等级特征明显,两极分化现象严重为研究中国城市经济实力特征,按平均经济实力指数的0.5倍,1倍,1.5倍将全国283个地级以上城市分成4个等级,S<0.5为弱经济实力城市,0.5<S<1为经济实力较弱的城市,1<S<1.5为实力较强的城市,S>1.5为强经济实力城市.各类城市数量及实力比重见表3.从地级以上城市经济实力等级分布结果(表3)可以看到,2003年,弱经济实力城市有202个,占城市总数的71.38%,强经济实力城市占14.49%,较弱城市占10.6%;经济实力较强的城市有10个,仅占3.53%.地级以上城市经济实力数量特征上表现为以弱实力城市为主,其次为强实力城市.城市经济实力等级存在着严重的断层,实力较弱和较强的城市较少,并没有形成有序的金字塔格局,而是数量上呈现两头大,中间小的哑铃结构特征.在时间序列上,各类城市数量等级特征上渐趋扁平状,但各类城市数量等级变化并不明显.从实力指数上看,强实力城市占全国城市经济实力比重的绝大多数.2003年强实力城市占全国城市经济比重在四分之三以上,而数量众多的弱实力城市实力比重仅为12.12%,2012年强实力城市比重下降到69.79%,弱实力城市比重上升到13.44%.实力较强和较弱的城市比重分别从2003年的4.55%,7.76%增长到2012年的6.29%,10.48%.以城市经济实力指数均值为分界点,强实力和较强实力的城市仅占城市数量的20%左右,却占全国80%左右的经济实力.这说明我国城市经济实力差距依然较大,城市经济实力两极分化现象比较严重.

2.3全国城市经济实力呈东高西低,实力比重东降西升格局从东中西三大地带来看,整体上中西部经济实力增速高于全国的增长速度,中部地区经济实力增速领跑全国.三大地带城市经济实力变化情况在时间序列上并不一致.2003—2008年中部地区经济实力比重增长36.00%,而西部地区经济实力比重却下降将近5%,东部地区经济实力比重从84.15%下降到79.16%,中部地区经济实力变化速度要快于东部和西部地区.与此同时,中西部经济实力指数比值从1.29扩大到2.16,而中东部之间的差距从9.24减少到5.56.从2008年到2012年,中部地区经济实力增长势头依然强劲,经济实力比重增长26.57%,但低于西部地区的42.66%.东部地区经济实力比重继续下降,到2012年,占全国经济实力比重的71.96%.中东部之间的实力指数比值缩小为3.86,中西部之间的经济实力指数比值也进一步缩小至1.99.尽管地级以上城市经济实力东中西梯度差异依然明显,中西部地区城市经济实力增长迅速,三大地带之间经济实力整体差距缩小比较明显,中部和西部之间的差距进一步扩大,但这一趋势正在减弱.

2.4城市经济实力变化空间异质性显著通过区域经济实力平均排名变化来研究城市经济实力空间变化的异质性,从城市经济实力排名变化表(表4)可以看出,东部沿海地区一直是全国经济实力最强的区域,西南和西北地区是城市经济实力最弱的地区.时间序列上,各区域平均排名变化趋势不尽一致.整体来看,东部沿海、西北地区排名稳中有升,2003—2008年城市平均排名处于缓慢下降阶段,之后又慢慢回升,到2012年其经济实力平均排名已超过2003年的水平.中部偏南地区及西南地区经济实力排名稳中有降,其经济实力排名同样的下降和提升之后,经济实力排名却未能恢复至2003年的水平.北部沿海地区、南部沿海地区及西南和中部偏北地区平均经济实力排名变动较大.南部沿海地区经济实力排名一直处于下降阶段,其经济实力平均排名从2003年的94.19下降到2012年的120.31,而西北地区经济实力平均排名则一直处于快速上升时期,其平均排名从212.11上升到190.64.北部沿海地区经济实力排名经历了缓慢的上升阶段,但之后经济实力排名下降幅度较大,总体经济实力排名呈下降趋势.中部偏北地区城市经济实力排名经历了迅速上升之后,又快速下降,但整体排名较2003年已有较大提高.为进一步研究城市经济实力相对变化空间分异情况,把经济实力排名分为3个等级,排名上升10个名次以上的城市为经济实力上升型城市,下降10个名次以上的城市为经济实力下降型城市,排名变化在10个名次以内的城市为经济实力稳定型城市.从经济实力排名变化图(图2)来看,2003—2008年,经济实力稳定型城市有134,占全国城市近一半左右,实力上升型城市有72个,下降型的城市有77个.实力上升型和下降型的城市南北分异比较明显,实力上升型的城市主要分布在秦岭—淮河以北地区,并呈团块集中分布,冀北辽西蒙东形成了环绕京津都市圈的经济实力上升区,及内蒙古中部向南延伸至河南,西至陕西宁夏,东至山西的经济实力上升区.这些区域的城市大多以能源、矿业为主,经济实力上升显著,如榆林、延安、吕梁等城市经济实力排名上升100个名次以上.除黑龙江的部分城市外,经济实力下降型的主要分布在秦岭—淮河以南地区,且集中分布在广东、湖北两个省区,湖南境内的京广铁路沿线的城市经济实力排名下降也比较突出.2008—2012年实力稳定型的城市增加到160个,占全国城市总数的56.54%.经济实力排名下降的城市主要集中在河南、河北两省及珠三角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关中城市群、苏北及成渝经济圈的大部分城市出于经济实力排名上升期.总体来看,全国城市经济实力排名变动比较剧烈,但这种程度正逐渐减缓.经济实力较强的城市排名比较稳定,中小型城市实力排名起伏较大,尤其一些能源、矿业城市排名经历了大起大落的历程.排名变化较大的城市呈现整体分散、局部团块集中的空间格局,尤其集中在中西部一些城市群或其周围地区.

3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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